这是儒家对人类尊严的一种理解。

但是，中国的人文精神同西方的人文主义是有区别的，其最大的区别是，中国哲学决不是离开自然而谈论人文，更不是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中形成所谓人文传统，恰恰相反，中国哲学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发展出人文精神。四、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问题 在全球文明对话和文化多元化、全球化的讨论中，人们经常提出所谓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问题，在生态哲学中也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孝同时又是目的性的道德情感，是仁的根苗。这是一个文化进步观的问题。有了这种宗教情感，就会自觉地爱护、保护自然界，而不是任意去掠夺和破坏自然界。德性主体即价值主体，对自然界承担着崇高的责任和义务，包括对自然界的依恋和敬畏，有一种出自内心的爱。在生命相通的意义上，人与万物是平等的。

一、生的哲学 生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但是，人类如果没有理想，那么，人类就会加速走向毁灭。钟吕之说大侣性命双修，调和佛道，却得到广泛的响应。

在三教合一的融合趋势中，除了三教的相互影响之外，值得注意的是三教都具有的一种共同的思想倾向，即将外在的修养转向内在的修养，以至在修心问题上三教达到大体一致的认识。由此可见统治阶级对天台宗思想上的利用和天台宗对统治阶级政治上的依赖。终李唐一代道教内部存在着符箓系和丹鼎系，丹鼎系内又有内丹派和外丹派。史浩甚至对皇帝的看法直截了当地加以批评： 陛下末章，乃欲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是本欲融会，而自生分别也。

大势力人，同垂卫护，令得此处，永永传法，绳绳靡绝。[13] 他所讲的体、用关系，纯粹是封建的伦理道德、治世措施，仍是儒教的外在修养的内容。

基本上做到了以儒教为首，统领其他二教。这是由于它一向以经世致用相标榜，对传统的三纲五常还局限于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加以解释。但《佛祖统纪》却记载陈抟的老师麻衣道者是一位老僧，这样虽然使佛教在师承关系上占了一点上风，但这种三教师承相混的记载更表明佛教已放弃了以独立来维护本教的思想。[2] 统治者这样做，是为了发挥佛教辅助治世的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知礼在山家山外之争中表现的思想倾向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知礼为了达到治心的目的，补充儒门淡薄的不足，对性、相、理、事、体、用等等一系列佛教哲学的基本范畴，特别是心，作了集中阐发。今按：亦见于《佛祖统纪》卷第四十七（《大正藏》第四九卷429页中），《统纪》记为淳熙八年所作，文字也颇有出入，现因下边还要引用史浩的奏本，故仍用史浩书中所载文本，史浩与孝宗争论事，亦见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11]佛教能如此自负，就因为他们也认为自己能够治心。

岂不知自称不敢忘三先生的程朱之流，恰恰走上了他们竭力反对的道路。这同样是由三教所服务的同一个对象一一封建中央集权主义决定的。

而史浩则以融为会，要把佛道两家都吃到儒教一家的肚子里去，消化之后成为一个新的整体。例如众所周知的儒教《太极图》，一般都认为源自道教陈抟的《无极图》。

但是这种忠实并没有得到时代的宠爱。[23] 这使我们想到知礼的妄心观。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必须先务立身。这首先是由于统治者对二者并称并用，所谓释道二门，有助世教。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推崇儒教，甘愿辅助。在北宋前期的理论讲坛上，知礼是首先比较系统地阐述这一系列范畴的，而后来这些范畴几乎成了宋代儒教必讲的基本论题。

三教合一是宋代思潮的主流。在各宗之间既要保持自家本色，又要适当吸收其他宗派的某些内容，显示了佛教各宗互具互容的融合趋势。

在佛道两家的影响下，从周敦颐开始，儒教加强了哲学理论方面的探讨。统治者一再认为应以如来之行修心，就是发现了佛教这一特点。

这个主张是从宋初以来统治者屡屡提出的，三教并用，各司其职，本不足为奇，却遭到大臣的反对，而且反对的理由不再是经济方面的得失。元公（周敦颐）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

他对儒教的吸收不仅在雅言方面比较明显，更重要的是他将儒教立身行道等一系列修养方式和修养目的也引入了佛教，使佛教配合儒教而尽心于世之大务的色彩更浓厚。其实，周敦颐不过是将隋唐以来，特别是宋初正在复兴过程中发生转变的佛教、道教的修养方式、修养对象和修养目的移植到儒教中来，将韩愈、李翱等人的道统说、心性说等唯心主义体系在新形势下继承并加以提高。……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吁，可怪也![15]照他的主张，则要以仁义礼乐为心。[17] 总之，这三位先生确实是严守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认为这是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

史浩在《回奏宣示御制原道辩》中，强调了儒教的道统，原其意在扶世立教，要树立儒教的绝对权威：是释老皆在吾圣人度内，不可别而为三。[18] 他还直接攻击到与知礼交往甚密的杨亿： 杨亿以淫巧浮伪之言破碎之（圣人之道）[19] 但他又不得不承认杨亿在现实中比他更得势： 今天下为杨亿，其众哓哓乎口，一唱百和。

儒教强调敬天法祖、经世致用、将王权与神权进一步结合，并兼采南北经学流派，形成具有唐代特点的经学。知礼（960-1020）是宋代天台宗的代表人物，其最主要功绩是开展了长达七年之久的山家山外之争，使天台宗得以再度中兴。

但从这些记载中也可以看到佛教力图和儒道靠拢的倾向。[10]《白氏长庆集》卷六七。

[5]《大正藏》卷四六第904页中，《四明付门人矩法师书》。知礼认为： 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佛祖统纪》中还记载： 天台张平叔，少传混元之道。在另外一则关于先天图传承的记载中，又记录了陈抟授种放，种放授穆修与僧寿涯[9]，三教师承仍是互相混杂。

唐末宋初，服用金丹致死的越来越多，社会对道教的需要已不仅仅在于它是否真能炼出什么可见的金丹，而在于是否能提供修心的不可见的金丹或所谓内丹。唐朝司马承祯就曾主张收心、合道，但并不能阻止外丹派的发展。

这一特点虽是佛教固有的，但在宋初各宗佛教徒手中却得到刻意的发挥。如果从时间顺序来讲，这种修养方式的改变以佛教为先。

这种思想转变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宋初佛教大大时兴了一阵，而后理学兴起它却从形式上渐渐衰微。徂徕先生石介与其他二位相去不多，他自称仆之心能专正道，不敢跬步叛去圣人。